加快数字贸易发展，是适应全球各产业链新兴经济与传统经济市场格局大变化的必然选择。我们应立足数字贸易发展实际，把握自由、安全、标准的特征，以提高数字经济与贸易竞争力为核心，加快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各行业、服务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和互动，提升中国经济的数字化水平。
基于数字技术兴起，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新的信息采集、储存和商业模式等深刻改变了我国传统贸易方式。数字贸易正是源于各类数字技术的研发、生产而产生的，由此衍生出一整条数字经济产业链。2020年9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指出，“我们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
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促进了服务贸易的突飞猛进。数字内容服务、搜索引擎、社交媒介、云计算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服务经济的鲜明烙印，尤其是随着数字产业与各行业的融合互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指出，“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带动了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引领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这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进入新时代，发展数字贸易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随着移动互联网计算、智能手机的发展以及居民消费习惯的变化，出门不带现金、消费扫码支付、下班收取快递、商品跨境网购等已成为生活新常态，这表明人们对数字贸易的接受和认可程度越来越高。加上人们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B2B和B2C模式的全球在线零售网络以其便捷的下单方式、快捷的物流运输、丰富多样的品种选择，使得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快捷购买全球的产品或服务。这些都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市场基础。
为供求双方提供数字化信息产品的需要。随着高质量增长发展模式以及我国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的贸易模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反过来促使我国地方政府要加快数字贸易发展，寻找新的核心优势，壮大数字经济发展基础。
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需要。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出口部门的优势所在和基本特点。随着中国贸易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加快，低成本、低附加值的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贸易经济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在新时代，发挥好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对外贸易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争取数字贸易国际规则话语权的需要。许多国家已把数字贸易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经济战略，并已通过一系列贸易协定，将其国内规则国际化。这对中国来说，国际规则话语权争取就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已初具规模，并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数字贸易发展仍存在产业结构不平衡、国际竞争力不强等短板和不足，制约了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步伐。
加快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加快数字贸易发展，是适应全球各产业链新兴经济与传统经济市场格局大变化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应立足数字贸易发展实际，把握自由、安全、标准的特征，以提高数字经济与贸易竞争力为核心，加快数字经济与制造业各行业、服务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和互动，提升中国经济的数字化水平。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宽带网络是构建国家数字贸易的根基，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性技术。宽带网络的速度、普及率和费用是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直接决定着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对此，我们要把握以下三个重点：其一，要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稳步推进城市网络升级提速和农村宽带推广普及。其二，要降低数字基础设施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既发挥国有企业在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的引领作用，也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力量，进一步加快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其三，要加强新技术研发，给予研发企业在财税融资方面更多的支持，促进其成果转化以及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
加强数字贸易监管。数字贸易发展对政府监管最大的挑战就是其交易过程的便捷化、虚拟化问题。要从立法和技术层面对数字贸易加强监管。要定期监测和对接各类跨境电商平台，掌握数字贸易的真实情况，把握数字贸易的发展趋势。要为数字贸易产品出口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畅通数字贸易产品出口渠道，提升中国数字贸易产品的附加值。
培育数字贸易龙头企业。中国虽有先行一步的互联网公司，但在世界上中国数字贸易企业还没有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导致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领域缺乏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与话语权。基于此，我们应继续加强对BAT等相关企业的支持，通过财税金融支持以及高科技人才引进等手段，形成一批综合性大型企业带动细分行业、龙头效益明显的数字贸易企业发展新格局。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我们要加强对美国的TPP主张以及GATS条款等进行深入研究，对其战略意图进行精准研判并且加以吸收和利用。一方面，要积极参加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要在现阶段和接下来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中，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协定谈判中，加入中国主张的数字贸易条款，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权。